在西方艺术家的眼里，墓碑就是一尊雕塑，或抽象或具象。但在国人的心中，墓碑传达的艺术信息比较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的存在离不开刻工和雕刻工具，并具备雕塑的特征，面面观或正面观。墓碑从本质上隶属于雕刻工艺一类，其镌刻程序和技法选用，并无与众不同之处。

• （一）墓碑的刻工：墓碑艺术的实现靠的是刻工。在雕琢这些墓碑时，刻工们一手执刀或凿，一手握锤，或站立，或弓腰，或蹲踞，十分艰辛。不管刻工的历史地位如何，刻工自身的技艺和修养才是艺术价值存在的关键。刻工技艺的传承主要来自于师徒相授，而技艺的拓展除了刻工后天的努力外，还有偶然的合作与交流。镌刻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刻工的技术成就也离不开刻工自身的修养。随着“艺术”的涵盖范围越来越广，中国古代的“工匠”与那些他们制作的具有各种不同功能的“文物”陆续被分门别类地列入“艺术”的范畴。这其中也包括墓碑艺术。不管刻工与其制作物在当时是否被视为“艺术”。在现今看来，这些墓碑的刻工们都是历史的优秀艺人。
• （二）宋代石刻文化高度发达，刻工在与文士往来的过程中，也不免受其影响，沾染文士的趣味。元祐年间长安著名刻工常安民，便是富有文化素养的一个例子。《邵氏闻见录》卷十六云：“长安百姓常安民，以镌字为业，多收隋、唐铭志墨本，亦能篆。教其子以儒学。” 元代茅绍之和明代章简甫、章藻父子皆精书法，晚晴福州吴玉田则善刻书又能刻碑，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假设刻工对书法毫无了解，对书迹笔画及字体结构没有充分理解的能力，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刻工在下刀刻字中的高超技艺表现。
• （三）历代墓碑艺术所呈现的各种不同特征和风格，与刻工技术的优劣、摹勒技能的精细密切相关。北朝大多数墓碑文字，不十分讲求笔画使转细微的雕刻，而这种细微的雕刻逐渐为唐代刻工所掌握。唐代刻工更遵从书法名家的不同特点和个性，操刀如用笔，按书法家的笔迹细致地进行镌刻，字的体势与结构由刻者随刀法而出。唐代书家为了镌刻的惟妙惟肖，对刻工也有要求，有些书家指定著名刻工刻字，如为李邕书碑刻字的黄仙鹤，为柳公权刻字的邵建和、邵建初等等。甚至有书法家亲自书丹、奏刀镌刻。唐代在碑石文字刊刻方面的技术比魏晋南北朝大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