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墓碑较有余地突出个性，突出死者生前的特点和精神面貌。然而让人不乐观的是，外在设计的大量投入，内在文化的无限虚空。，选材坚固耐久，需做到长期稳定。
   离我们较近的民国，对碑文书写依然很重视，像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康有为书并题额的《严公神道碑》  ，于右任书、刘守中篆额的《耿端人少将纪念碑》，二碑皆立于民国时期，书写非常讲究，代表了书家各方面的文化涵养和艺术风格。民国政治人物谭延闿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陈文龙墓碑》  是其楷书作品之一，“宋参知政事陈忠肃公墓”一行 10 字，一望便知，一点一画，皆颜体体例。《胡水心墓碑》由谭延闿隶书题：“胡水心先生墓”六字，两旁墓表由蒋中正（介石）表，也由谭延闿书，近五百字左右，记述胡水心生平事迹。墓高 4.5 米，呈现半圆形，径高 3.3 米，墓前由墓碑和墓表共四五块石碑组成。
制作的机器化、简单化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是人们过于依赖于机器而遗忘人自身的创造与灵气。这不是现代墓碑独有的纠结问题，是所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取舍问题。时代的问题需要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来解决。物极必反，当人们因失去而强烈需要它时，也是大家开始关注、投入之始，如何流失，如何寻回。
   除了碑额文字本身具有的装饰意味外，为了额题的醒目与美观，其周边的细部装饰也各具千秋。早期的晕纹碑额，因纹饰偏向一边，额题并不置于碑首正中，为了碑首左右均衡，书刻文字与晕纹在比例上各居一方，由此产生了不对称美。
   东汉以后，随着额题文字越来越多，在东汉竖式二行之外，又增添了多行书写形式，额题外缘装饰更为多样，有圭形、长方、正方、椭圆等式样，其中有的四周有边框，有的无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