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碑刻可以忠实记载和保存书碑者真迹，模仿碑刻的碑学成为与推崇书帖的帖学双峰并峙的两大流派，在
书法领域具有极高的价值。一方面，名家撰写的碑刻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描摹的机会，历朝历代之间、擅长不同字体的书法大家几乎都有以碑刻形式传世的名作，如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等。尤其是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有纸质版本作品存世的名作来说，碑刻更是学习研究的唯一途径，如被唐李嗣真在《书后品》中赞为“古今妙绝”的李斯的真迹几乎只保存在《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会稽刻石》等刻石之中；又如书圣的真迹，由于唐太宗痴迷王羲之书法不仅生前动用一切手段收集其作品，死后也一并带入坟墓陪葬，
至今流传的除了集碑与模仿之外就只余《独笔“鹅”字碑》和《“振衣濯足”摩崖石刻》，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对美学价值的追求也催生出一批书撰精良的碑刻。在碑刻诞生的初期，除谕制碑之外书碑者大多只在意内容层面，随着碑刻艺术的发展，书写是否美观、雕刻是否精良也成为制碑的目标，唐宋以降的历代各朝涌现出集撰文、书法与镌刻三种卓越技能于一体的“三绝碑”，如《大唐中兴颂摩崖》、《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等。此外，集碑的出现也与对碑刻美学与艺术价值的追求有关。集碑指将不同书者的字拼合在一个碑面上，也指将同一书法家在不同作品中使用的字按照内容的需要抽出排列组合成一篇碑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宏福寺怀仁为唐太宗制作的《三藏圣教序》碑文，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中他广集王羲之真迹，找出需要的字（实在没有的就用偏旁点画加以拼接）重新缩放、编排、布局，最终拼合为两千五百余字的碑文，虽则如此但全篇宛如一气呵成、不露斧凿痕迹，
被后人评价为“与右军遗贴所有者纤微克肖”（宋黄伯思《东观余论》）、“钩心斗角、天衣无缝”（清叶昌炽《语石》
），在书法界地位极高。自清代的学者兼书法家阮元提出“南北书派”和“北碑南帖论”后，邓石如、包世臣、康有为等竞相发挥，遂形成同崇帖对峙的尊碑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