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府机构专门设置了陵墓石刻以及明器制作的管理部门——“甄官署”。更有专门的作坊生产各类供殉葬用的明器，并通过专门的店铺进行销售，这种店铺当时称之为“凶肆”。专门经营丧葬用品，碑志铭文也算作明器的一种，都在这些“凶肆”的经营范围之内。
        凶肆出售的志文虽然无法和名家相比，有时还免不了抄袭、雷同，但对于一些下层官吏、平常百姓来说，由于社会地位较低，经济又不很宽裕，一般无力出高价购买文人志铭，凶肆价格相对低廉，所以也有很多人光顾。
        许多达官显贵为了请著名的文人学士撰写碑文，或杰出的书法家书碑，甚至登门索求碑文墓志，不惜出巨资，支付高额“润笔费”。正如时人封演《封氏闻见录·碑碣》记载：“近代碑稍众，有力之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虽人子罔极之心，顺情虚饰，遂成风俗。”稍有家底的人都会请人写碑文。“在墓碑写作的时代”，每块墓碑很有含金量。
李邕、白居易、韩愈和皇甫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李邕身兼文学家和书法家，其人品、文章、书翰、正直、辞辩、义烈皆过人，时称六绝。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李邕传》记载，他一生先后为人撰书碑铭达 800 多块。
        “白乐天 （白居易） 为元微之 （元稹） 作墓志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枚举”，获得的“润笔费”多达五六千万钱。
        刘禹锡写《祭韩吏部文》，“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指的就是韩愈给人写墓碑，其润笔费非常之高。还有一位叫皇甫湜的文学家，“碑三千字，每字值绢三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