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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发展演进的历程
2016-08-11 14:14 Author:原创 Click：次
       碑刻，像其他任意一种媒介一样，其发展演进的历程都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政治局面的清明与统一与否、文化的繁荣程度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影响着碑刻的数量与规模、性质与内容，其中不同朝代的碑刻发展状况既有特殊性与偶然性也有着共性和规律。
 
      西汉作为我国第一个历史较长的大一统朝代，经济与文化空前繁荣，又上承秦朝以刻石纪功之遗风，本该有大量碑刻留存，但事实上存世总量只与秦朝相当，丰碑巨制几乎没有发现，早在明代这一现象就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赵崡在《石墨镌华》中特别指出“西汉石刻传者极少”。
 
       这种反常主要是由于王莽篡汉之后，对社会制度、礼仪德行等诸方面进行全面颠覆，大量汉朝碑刻被毁，加之年代久远、磨损严重，故而传世极少。到东汉，碑刻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正如祝嘉《书学史》所说“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事亦隆，书家辈出，百世宗仰，摩崖碑碣几遍天下”。后代常见的碑刻的形制、内容与功能基本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如墓碑的勃兴。
       碑原本是用作牵引绳索放入棺椁的，在使用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标记墓穴地点方位的效果，渐渐开始出现将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刻在碑上的现象，进而发展为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
。其他种类的碑刻也逐渐繁盛，广泛用于记表功德、刊载经书、宗庙祭祀
等领域。随后的三国两晋及五胡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长期征战消耗了社会大部分资源，从客观上限制了碑刻的繁荣和发展；此外，统治者出于减少奢靡、维护统治、镇压世家大族势力的考虑（详见下文“碑刻与话语权”），多次出台抑制碑刻的条文政策，禁碑运动从曹魏一直绵延下来，南朝也依旧承袭东晋遗风，碑刻未能产生新的发展。此时反观由少数民族控制的北方，碑刻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状态。北朝，尤其是北魏时期，既无禁碑政策，又方便就地取材，石刻艺术空前发展，设立墓志、镌刻摩崖等承袭前朝已有的成果并蔚然成风，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广泛传播，南朝主要表现为兴建寺庙，北朝则表现为兴建大量石窟、佛像，伴生的石刻造像题记也极大地丰富起来，如《辅国大将军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等，是对石刻像的有力补充，魏碑的书法价值在后世格外引人关注。
其后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鼎盛时期，碑刻文化也相当繁荣，大量涌现制作精良、文辞华美的御碑称谓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碑刻因其不易损坏、流传久远成为帝王记功记事以图流芳百世的最佳媒介，唐太宗的《圣教序》《晋祠铭》唐高宗的《大唐纪功颂》《万年宫铭》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
唐太宗的《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等均是唐代帝王亲自撰写碑文的代表作。汇集众多碑刻于一处，统一加以存放和保护的碑林肇始，在唐后期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已经成为保存《开成石经》等重要碑刻的荟萃之地。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萧条期之后，宋代的碑刻艺术略有复苏，但是由于大多数时间偏安一隅，国家始终处于北方少数民族侵略的压力之下，赵宋一朝的碑刻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始终无法和唐朝媲美，只是传承和沿袭了以有的传统。碑刻艺术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而成熟的体系，从客观角度而言，已经难有什么飞跃和破，这是由碑刻的生长周期阶段决定的；加之元朝属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且存续时间较短，而明朝历代帝王又崇尚帖学而轻视碑学，故而元明两朝碑刻艺术处于总体停滞、局部创新的状态，如元代白话碑以及明朝经济类碑刻的萌芽于兴起。
       清代出现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完成了两千多年古来帝制的回光返照，这一时期的碑刻艺术亦然。这种复兴主要是由三种原因导致的，其一，作为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满清统治者尤其是康熙大帝吸取了元朝短命的经验，注重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学习，碑刻作为具有权威性和传承性的媒介自然被纳入利用和控制的范围重新受到重视；
       其二，帖学盛极而衰，由于技术等原因多次翻刻之后的帖本与书法家真迹出现较大的误差，学书者转而钟情于误差小的古碑拓本，推动了碑学的繁荣；
       其三，满清统治者出于思想集控的考虑实行严厉的文化钳制政策，文人士大夫不敢轻易谈论国事政治而转向故纸堆从事训诂考据，在乾隆和嘉庆朝达到顶峰，金石学再度兴起，理论著作大量出现，古碑碣频繁出土，佳拓广泛流传。这种热潮最终随着清王朝的衰败覆灭而消退，碑刻的再度复兴亦是现当代。建国以后，一方面古碑的发掘与保护取得了大量可喜的成果，如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大唐故骠骑大将军卢国公程使君墓志》、从明至清有关天文类碑刻十七块等；另一方面，新建的碑刻在各大城市、旅游景区、革命老区大量涌现，起着纪念事项、教育群众、美化环境的作用，其中纪念碑数目最大，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唐山抗震纪念碑、南昌起义纪念塔碑等。在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的支持下，现当代碑刻在形式与材质更加多样化，巨字摩崖的纪录反复刷新，新式碑林的规模与数量也显著增长，碑刻艺术换发新的生机。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适逢政治修明、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的时代，碑刻也会呈现出蓬勃繁荣的局面，重大事件或社会思潮也会引起碑刻建造的高潮。此外，碑刻作为一种媒介，无论是其形制设计还是内容偏向亦或是功能用途已经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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